刘一古在教授父母的高压内卷之下，原本很好的苗子，结果硬是被逼得身心都有了问题。但爱面子的父母，不仅选择对亲戚家人隐瞒多年，还打算瞒着他的未婚妻晓飞。所幸，晓飞与一般女孩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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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遇徐晓飞之时，我是一个有着近10年精神病病史，一个硬是被自己的高知父母活活逼成重度抑郁症的患者。

我叫刘一古，80后，河南郑州人。我爸妈是省城一所高校的教授，有自己科研团队的那种。

因着父母的关系，我是大人们口中“赢在基因”的孩子。我也不负父母的期望，从小我不仅个头比同龄的孩子高，而且我的成绩门门是优；不仅担任班干部，还有篮球特长。

代价是，我几乎没有假期。

周末，我的课表分为“上午、中午、下午”三个时段。我比普通孩子多出来一个“中午”时段，是因为我的辅导班实在排不开课了，我妈动用她的社交能力和社会关系，居然让培训机构特意开设了一门中午11点到13点的课程。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会犯困的。我每个周末的这堂课，都在“饥困交迫”中熬过。

10岁那年，有一次我参加完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回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半了。我疲惫极了，想让我妈帮我在作业本上签字，告诉老师我活动太多，实在没法完成作业了。

我妈却说，“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一种锻炼，坚持一下，你将来会感谢我的。”

那天，我还是强打着精神、偷偷流着泪写完了作业。父母对我的严苛，好像已经成了一道扎眼的红线，一道枷锁，我不敢跨过去，也无法摆脱。

我从小学开始在各种奥赛中获奖，再加上体育项目和学生干部的特长加分，上省重点高中似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但是，中考，我落榜了。

我爸妈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打骂我，而是用带着万般嫌弃的眼神略过我的眼睛。他们太明白了，我已经被树立起高高的自尊心，这样的眼神比肌肤之痛还能刺痛我、打击我。

在初中这几年，我用削铅笔的小刀一次次地划向自己的手腕，然后再用衣袖遮起来。背地里，我写下了无数封“遗书”。

在这些信里，我一次次写下“累”和想“消失”的想法。而我爸妈只看我的成绩单和证书，从没发现过我的这些秘密。

自然，我的中考成绩一塌糊涂。后来，我爸妈动用了他们的“关系”，让我走了特长生渠道。我最终还是被塞进了省重点高中。本来他们还想把我塞进奥赛实验班，但是校长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因为，我病了，我就这样活生生被我的教授父母给逼得生了病。

是叔叔先发现了我的异样。我的暑假是在他家寄养的，这期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先是白天精神不好，后来变成精神恍惚，整个人痴痴呆呆。

叔叔将我的状况告诉了我爸妈，他们解释道我可能是“压力大，神经衰弱”。但其实我爸妈偷偷带我去过很多医院。

从第一位医生开始，就已经确诊了我是抑郁症，但是我爸妈好像想得到一些不同的答案。

高中的周末，我终于远离了辅导班，因为需要各地奔波地去看病，我爸妈对外还是说我有课，这也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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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高考的那个学期，我的情况更严重了。我开始变得狂躁，每天都想打开窗户跳出去，我想飞。

我被省里一家大医院再次确诊了抑郁症，有狂躁倾向，被医生要求即刻住院。我被安排在一个特殊的病房里，窗户外面有像笼子一样的围栏。

而我妈站在门口给老师打电话，说：“我们先请假一个月，快高考了，养一养马上回去。”那一年，我18岁。

我到底没能如期参加高考，但是父母坚持让我在家复读，理由是：看书学习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第二年，父母帮我选了一所民办专科学校的走读生指标。

我的病断断续续、时好时坏。看过名中医，喝过很久的中药。看过著名的心理医生，做过各种理疗。

最终我还是陷入定期服用安眠类药物助眠，定期服用精神类药品抑制情绪，季节性入院治疗的循环中。

三年专科的课程，我都是在家自学的，因为爸妈怕我面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压力再犯病入院。

毕业后的工作也是家里帮忙找的，是他们大学的下属产业公司。亲朋好友问起，他们会吹这个单位多稳定，但我知道我早已完全偏离了他们的预期。

在自己爸妈面前，我总是得不到肯定，从小感受到的都是“我不够好”，还不够好，总是不够好。只要我不够好，就不够资格做他们的孩子。

工作后，我的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日子过得平淡而无味。我每天的目标，都是想消失，想让他们看不到我。

大概是在2006年，我在同城QQ群里，关注了一个女孩，她的网名叫“飞”，真名叫徐晓飞，比我小2岁。

徐晓飞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同时她还是驴友团的带头人，业余时间常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奔赴全国各地去旅游。她有自己的梦想——想在网上开店，卖各种美食。

她性格开朗、敢说敢做。她会在QQ空间里晒她在旅行各地时品尝到的当地特色美食，她去了好多我想去但是无法去的地方，做了很多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欣赏她活得阳光灿烂、肆意潇洒。了解得越多，我越被她吸引。

我会默默给她留言，会悄悄收藏她的照片，也会学着她的样子拍摄一些身边的风景发在我的空间和博客上。

我甚至偷偷地把一张她伸着手在大海边喂海鸥的照片作为了自己的头像，我想她肯定不会注意到我这个小透明的。不料，很快就被她发现了。

她第一次私聊我，问我为什么用她的照片做头像。我很心慌，一下子没有编出借口，就把喜欢她的实情告诉了她。

后来，我一遍遍进去刷新记录，却好几天都没有再收到她的回复。

我猜她肯定是生气了，在我想换掉这个头像时，突然在一个深夜收到了她的信息。

她对我说，“谢谢，你人真好！”

我知道女孩给男人发好人牌意味着什么，有一瞬间的黯然。

但她接着说，“终于有人看到我了，我很开心。我想让那个人看到我，哪怕不是我的父母。你很好，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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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其实是家里领养的孩子，她不知道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

她断断续续地讲着自己的身世，讲她的目标就是证明自己可以活得很好。

她经常想象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世界的另一端，可以看到自己每天“光彩夺目”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有意抛弃了她，她都想告诉他们：“我很好”。

我就这样默默地做着她的树洞，但我始终没敢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我怕她知道我有“病”。

我和徐晓飞的网聊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她替我看世界，我听她讲故事。

突然有一天，她约我见面。我彻底慌了神，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恍恍惚惚的。可喜欢的女孩约我，我舍不得不去。

她约在了一个安静的山体公园里，我鼓足了勇气，去赴约了。

那天，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一直在说话。快爬到山顶时，我已经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她站在高处，伸出一只手示意把我拉上去。我有些慌了，下意识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她的笑鼓励了我，我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回到家，我们网聊得更加频繁了。但我的秘密，始终不敢对她说出口。

我喜欢跟她在一起的感觉，但也十分担心，她如果知道我有病是否还愿意继续跟我交往。于是，她每主动往前走一步，我都下意识往后躲一下。

我害怕曾经拥有过，又再失去的那种恐惧。

第二次约会，她约我去看电影，一个冷门的影片。整个影院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拉着我去坐情侣座，这种打破安全距离的座位让我局促不安。

我觉得不能再继续骗她了，忐忑不安地想对她坦白病情，谁知我刚说了一句：“对不起，我隐瞒了你，其实我有病”，却被她以“知道了，电影要开场了”为由打断。

整场电影我脑袋里全在胡思乱想。她真的知道吗？知道了她还能接受我吗？她的家人能接受吗？

电影结束后，我匆匆回了家。一次坦白失利，我没有勇气再主动提起这个话题。

很快，她发来信息，说她从第一次私信我时，就翻看了我所有的博客记录。她早就知道我患病的事。一开始她很好奇，后来是感动。

她说，她被我细腻的心思打动了，她觉得自己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捕捉“好物”，目的就是“晒”出它们，给别人看，拼命证明给别人看。而我，只是在自己看，细细地看，细细地品。

对比我，她觉得自己生活的目的性太强了。在这种疯狂的“被看见”背后，她感到惭愧，愧对这些好吃的食物和美丽的景色，愧对自己健康的身体。

而她也一直在等待我的坦诚，因为这意味着我终于敢真正面对病情，敢于面对我们俩的关系。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我胸口的重物终于化开了，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欣赏真实的我，藏在面具后面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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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徐晓飞依靠过去物流公司做业务时认识的关系，开了一家小网店，给我们当地一家特产公司做代销。

她的小店做得不温不火，但也算是一份经济独立的收入。

然而，当我第一次把她带回家时，却听到我妈毫不掩饰的抱怨，“这姑娘长得一般不说，在网上做买卖，这算工作吗？”

我对我妈说，晓飞从事的是电子商务，是新兴的朝阳产业，你们不懂。

我妈摇了摇头，感叹了一番，说要不是那场病，我一定能找个更好的媳妇，又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你有精神病史，你已经好了，只是睡眠不太好。”

第一次见面虽然不欢而散，但是基于我的“特殊”情况，我爸妈也默许了这段关系，还催着我们早点结婚。

也许是怕我心情再受打击，婚礼的事很快提上了日程。

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父母，而是晓飞的父母知道我的病情。我始终没有勇气对她的父母开口说出这件事。晓飞却让我不要担心，她父母的工作她来做。

那段时间，我从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很多人说隐瞒精神病史属于骗婚，但是法律主体是隐瞒了结婚的对象。还有的说，法律判定的边界在于两人感情是否破裂，病史是否带来生活负担和是否有遗传倾向。查到的信息越多，我越不安。

我的不安，在婚礼当天，达到了顶峰。

2010年国庆节期间，我和晓飞在郑州一家星级酒店举行了婚礼。

看到仪式现场一桌桌的女方客人，我觉得自己快要透不过气来了。突然，一只强有力的手拉住了我。

是晓飞，就像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在山顶高处伸出手，第一次拉我的样子。

背后的追光，把她照得很亮，好像连我内心的黑洞也照亮了。那一刻，她就像我的女神。

司仪示意该我讲话了，我没有讲准备好的脚本，颤抖着说出早已埋藏在心里的话：

“我从小都在试图做一个父母眼中的好孩子，也在努力着。但是后来发现，好孩子的标准超出了我的理解，我开始迷失。我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去寻找一个出口，直到遇到你。

“现在我知道了，好孩子的标准，就是不委屈自己，让自己快乐，也让你快乐。”我讲完，徐晓飞哭了。

我爸妈不知道晓飞早已经知道了我的病史，仍延续以前跟我相处的方式。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如果不是生病，我儿子一定能去个更好的学校，找个更好的媳妇。”

晓飞十分反感我爸妈的这种做派，尤其是不能接受我妈不打招呼的登门而入，对此她跟我提过好多次，但我怎么劝说，我妈也不听。

后来，她索性直接自己跟我妈说，严正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妈这才收敛一点。

与此同时，晓飞也深知我父母对她的“瞧不起”，自立自强，闷着头憋着一股劲地想把自己的小店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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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新年刚过，农历年前夕，正是网上年货订购的高峰。晓飞的小店也不例外，她忙得飞起。

那天，我妈一如既往地拿着钥匙打开了我们小家的门，看到家里堆着的衣服和碗筷就是一顿自言自语。晓飞假装没听见，我连忙起身想要收拾，却被我妈拦下了。

临近中午时，我妈见晓飞仍没有离开电脑去做饭的意思，就径直走到电脑附近说，“不打扫、不做饭，天天盯着电脑，娶了媳妇是为了让我儿子饿着吗？”

我赶紧起身去厨房做饭，不想，又被我妈一把拦住了。

晓飞起身毫不客气地说，“你想要一个妈宝男儿子，我可不想养一个妈宝男老公。”

我妈一下子被激怒了，对她吼道，“要不是阿古当年考试前没睡好，肯定能考上一个好大学，也不会找一个没工作的媳妇！”

我正担心万一晓飞跟我妈爆发更激烈的冲突，我该如何应对。谁知，晓飞反而冷静了下来，叹了一口气回到书房关上了门。

我妈没了对手，竟跑到厨房做饭去了。似乎，这样也可以？种种这样卓有成效的软性对抗过后，让我开始羡慕晓飞的自主和洒脱。

要知道，我从小习惯性地看父母眼色，习惯性藏起自己的内心，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是不是走错了。

如果当年我累的时候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被父母使劲逼着学习时懂得去反抗，在考试失利时可以勇敢地接受自己，像晓飞一样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亮点，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

前半生，我一直按照父母赋予的人生观扮演角色，书写人生轨迹，我是别人眼里的“天才”儿子；但是我的高光时刻结束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未来的路在哪里，让父母失望直至绝望，直到遇见晓飞。

她看见了那个真正的我。她不仅肯定我、欣赏我，还愿意嫁给我。在和我父母之间有冲突时，她也没有埋怨我的龟缩，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取得和他们关系的平衡。

就这样，我久违地迎来了自己的叛逆期，也开始反感父母的种种过度掌控，并试图去打破这种掌控。

我开始收拾我妈按她的喜好习惯买给我的衣服，打包把它们放入小区的“旧衣回收箱”；

我跟晓飞一起逛家装市场，重新按照自己审美，装饰我们的小家……

我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用一点点生活的细节重新找回自己。这种改变有些幼稚又可悲，且来得太晚，但我自己清楚，它意味着我的蜕变啊！

杨宗纬歌里唱：“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我努力着，走出抑郁这座心牢，终于发现，这道门根本没上锁。

我守住了最初的自己。我内心的小孩长大了。

同时，我也开始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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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期服药，直接影响了我的生理功能，婚后多年，我和晓飞一直没能要上孩子。

我爸妈多次试图说服晓飞放弃要孩子这件事，理由也冠冕堂皇：他们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再帮我们带孩子。但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担心我的病会遗传给孩子。

但我明白，对于从小被领养的晓飞来说，一个亲生的孩子，对她格外重要。而我，也渴望有一个后代，可以帮我重生一次。

于是，我下定决心，按自己的心去活一次，为了她、也为了自己支棱起来。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我和晓飞决定先瞒着他们，去做试管婴儿。

2020年11月的一天，我和晓飞来到了市一所三甲医院的生殖中心。门诊大厅乌泱乌泱站满了人，还偶尔能听到吵架的声音。人多拥挤，漫长的等待都令我一遍遍地想逃出这个门，但我松不开晓飞的手，她拉得我很紧很紧。

终于叫到我们的号，我拿着一摞化验单走到诊室里。医生接过我的病历本和化验单翻看，问道：“从化验结果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坚持自然受孕？”我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我头顶上冒出汗珠，终于说出是药物影响了生理功能。医生在电脑上的电子病历上打了勾，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预约好下次复诊时间，我没有出门。

我擦了擦汗，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一直堵在我心口的问题，“大夫，我有精神病史，会遗传给孩子吗？”

医生抬起头，说：“有精神疾病不一定是家族性遗传基因，遗传倾向性和遗传也是两码事。如果不放心，可以夫妻双方先做基因检测，看是否有基因突变。再万一有问题，就做三代试管，可以针对基因突变做进一步的筛查。”

晓飞再次拉紧我的手，说：“放心，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有病。即便有病，我们也会好好爱他的。”听完这句话，我感觉呼吸都畅快了。

而我们在做了基因检测后，发现是可以要孩子的，因为我本就不是先天性精神病。我开始真正变得开朗起来，我可以跟她正面讨论这些事情，可以跟医生探讨药物用量，是否有害。

我终于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伴随着伤痛长大的人，我可以正视自己的疤痕，它不会摧垮我，只会使我的翅膀更结实，可以真的飞起来。

我也悄悄把医生的话跟父母分享了，他们也终于放下担忧，不再反对我们要孩子。

2021年期间，我们断断续续进行了后续的复诊，这个过程很是煎熬。

在这里，谁一次取卵多了，卵泡质量好了，培养的胚囊成功了，马上可以移植了，都是值得炫耀和攀比的事情。我再次感到被赤裸示众的感觉，是晓飞的坚定再次拉紧了我。

几个月后，晓飞忍痛取了健康的卵泡，我们成功培养出了几个胚囊。

2021年底，医生给晓飞做了第一次移植。之后，我和晓飞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腹中的小生命，期待着Ta能健康孕育，顺利降生在我们的小家。

几周后，晓飞在产检时发现孕酮值偏低，B超检查后，医生遗憾地告诉我们，生化了，等内膜环境好了再做第二次。

我和晓飞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又相互安慰，宝宝不肯来，是跟我们的缘分还未到。

下一次，我们一定要准备得更为周到。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觉。但我的脑袋里，不再是噩梦的纠结，而是对我们三口之家的幻想。

我会让我的孩子，尽可能远离内卷和攀比的伤害，首先学会去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我会带他去爬山、去看花、看海，去认真欣赏每一处风景，品尝每一道美食。

那些我错过的，儿时的幼稚，青春期的躁动，年轻时的莽撞，他都要一一体会。当然，那些不能说的秘密，我也会替他保存，等到羽翼丰满的那一天，再一起打开。

我会告诉他，无论将来想去享受高光人生的欢愉，还是想去平静地做光影背后的一粒尘埃，我都会支持他。

剩下的，我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宝宝的真正降临。

图片来源：编辑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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